本年9月30日《中华读书报》载有《方回论王国维之死因》一文。作者李伟先生介绍说，方回认为王国维之死乃是由于新旧文化的冲突。文章末尾说，作者并不知道方回其人为谁，希望有人见告。
就我所知，已故的向达先生曾用过“方回”的笔名。抗日战争时期去西南联大我曾读过他的若干篇文章均是用此笔名。向先生是中西交通史的权威，走的大体上是汉学研究的路数，但却每每有具深厚的历史文化哲学作为思想底蕴，远非时下某些以咬文嚼字（乃至连文字也不通）为研究能事者可比。我还记得1941年他给我们学生讲课时，第一节课即是从发挥克罗齐的“HistoryStartsFromthePresent”（〈历史学从当前出发〉，这句话向先生用的是英文）而引入正题。他讲中印文化交流时，首先是长篇大论讲述了印度在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地位。1942年春，他离昆明去西北考古，临行前姚从吾先生（北大历史系主任）和班上几个同学开了一个为他送行的茶会。会上有同学恳请他谈谈治学方法。他谦逊地说他自己谈不到，但他愿意介绍一位老先生的治学方法，随即讲述了王国维的研究路数，从哲学、文学谈到治史，也表现了他对王国维的景慕之情。解放后，1957年北大反右批判向先生时，我记得会上邓广铭先生曾发言说，向达一生只服膺四个人，两个中国人：王国维、陈寅恪，两个洋人：斯坦因、伯希和。向先生对王国维的关注和崇敬毫无疑问绝非偶然，王国维的思想历程必定是向先生深深有感于怀的。
据作者李伟先生说，他看到方回论王国维之死因是出自朱光潜主编的《文学》杂志上。按，这个杂志是解放前40年代的刊物，当时向、朱两位先生均去北大任教。这似乎更可以推论方回即是向先生。当然，这也只是我个人的推论。
（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 何兆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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